我与汪熙先生相识于1977年，那时我是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权衡《盛宣怀档案良友选辑》丛书（以下简称盛档选辑丛书）的株连裁剪，他是这套丛书的主编之一。我与汪先生是两辈东说念主，我视他为长辈、真挚，他对我存眷谦让，职责中主动与我疏通，亲切地称号我为“金元同道”。执续三十多年的来往，我与汪先生的关系变得非归并般，他也曾在一次聚餐时对我说“咱们是一又友”，视我为他的脱俗之交。2016年底汪先生以97岁的乐龄在世，是老共事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的副总裁剪曹培雷告诉了我这个信息，使我莫得错过参加他的哀痛会的契机开云kaiyun体育，不然我会缺憾终身。
《盛宣怀档案良友选辑》丛书
汪先生一世悉力于于知识之事，他视学术为人命的行状，一世的学术行动中，他主执的多卷本盛档选辑丛书的整理出版职责执续二十多年，这套书的出版应该算是他煞费苦心、引以为荣耀的着力；虽说这套书有三名主编，但这套书历经陡立、进犯问世，汪先生厥功至伟，以致不错说，莫得他就莫得这套书的齐备出版。动作盛档选辑丛书的株连裁剪，几十年来我目睹了汪先生为这套书所付出的繁忙，底下就写些我所知说念的汪先生与盛档选辑丛书整理出版的旧事。
主执盛档整理小组的日常职责
盛宣怀档案良友藏于上海藏书楼，对它开展的整理、出版职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市的一项文化工程，亦然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的要点出版名目。这套书的株连裁剪原本是上海东说念主民社的老裁剪李家寿先生，因各样原因，1977年社指挥决定让我接办这套书的责编职责，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从此使我结子汪熙先生。盛宣怀档案内容丰富，触及晚清的政情、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关系，何况良友领域庞杂，因此参加裁剪整理职责的东说念主都是民众学者，并设有三名主编，分裂是陈旭麓、顾廷龙、汪熙。陈旭麓系华东师范大学驰名教授，有训诲任务，要带辩论生，无暇镇守整理小组参加具体职责，仅仅半个月左右去一次整理小组，作些教导；顾廷龙系上海藏书楼馆长，年老何况馆务缠身；因此日常职责全由动作驰名中国近代经济史民众的汪熙先生主执，汪先生天天坐班盛档整理小组。我接办责编职责后，社指挥嘱咐我一星期要三次去上海藏书楼的盛档组上班，这就加多了我与汪先生来往的契机，使我对他与盛档整理职责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盛档整理职责方式上是多个单元的伙同名目，它们分裂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上海藏书楼、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参加东说念主员分裂由上述单元派出：其中属于整理小组谨慎成员的有左钧如、王人国华、季平子、武曦、徐元基、黄苇、葛正慧、朱子恩；先后参加过这项职责的有陈匡时、夏东元、方诗铭、汤志钧、吴乾兑、余先鼎、张铨、赵清、蔡幼纹等，不外他们这些东说念主参加这一职责的时候较为俄顷；另有两名接济东说念主员，即稿件抄录东说念主员和卡片目次制作主说念主。趁便说一句，《人命不休、求索不啻：汪熙先生驰念文集》的插页第4页末的彩照证实笔墨“上海藏书楼盛档整理小组新成熟员合影”是有误的，像片中盛档整理组的成员只好汪熙、季平子、朱子恩、武曦四东说念主，也不存在盛档整理小组新成熟员之说。
因盛档良友藏于上图，因此整理小构成员每天到上图坐班。那时上图在上海南京西路325号，即当天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与东说念主民公园为邻。动作主执职责的主编，汪先生天天去上图上班，与别东说念主比较，他是早去晚归。参加盛档整理职责在那时既莫得课题费，也莫得稿酬（自后收复稿酬轨制后，只好千字几元的稿酬），仅仅由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提供信封、稿纸、圆珠笔，给整理小组谨慎组员每东说念主每月买一张6元钱的全球汽车月票。
“盛宣怀档案整理组”合影：汪熙（前右一，复旦大学）、陈旭麓（前右二，华东师范大学）、葛正华（前右三）、季平子（前右四，上海师范大学）、朱金元（后右一，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和徐元基（后右三，上海社会科学院）
制订整理盛档选辑丛书的表率条目
盛宣怀是晚清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心腹幕僚，先后承办了汽船招商局、华盛织布局、汉阳铁厂、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互市银行、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等近代新型企业，并官至晚清邮传大臣，还参与政府的应酬行动，是清政府炙手可热的大员，留有多半的档案良友。这些良友均属未刊，有很高的学术辩论价值，除了信得过地纪录了中国电报局、招商局、互市银行、机器织布局等近代新型企业的创办进程、野心情景外，还具体反应了中日甲午构兵、义和团领会、辛亥创新等中国近代紧要政事事件；天真地展示了与这些紧要政事事件干系的朝廷官员的气派，以及异邦政要的概念。
但这些良友自身却红运多舛。辛亥创新后，盛宣怀隐迹日本，这些良友参加上海大东藏书楼；抗战爆发后，这些良友西迁重庆，狼藉地装在木箱、麻袋中，堆放在祠堂内，遭受到侵蚀；抗战告捷后，这些良友又回到上海，存入上海藏书楼，经久堆放在楼梯的拐角处，未能得到妥善看护，因此良友原件碎裂严重，不少良友一拿就要落空，“碰不起”，这给整理职责带来不小的挑战。而给整理职责带来更多繁重的便是原件的笔迹粗率不胜，难以鉴别；盛档良友品类宽绰，有电报稿、信札、日志、奏稿等，其中电报稿居多，电报稿的原件多有盛宣怀的批语和修改内容，偶有盛宣怀我方的拟稿，他的笔迹粗率如天书；更有甚者，信札中有些内容不及为外东说念主说念，属于玄机性质，于是就出现他东说念主无从显露的“王人东野语”式的黑话。而对如斯进犯的任务，整理组的东说念主有畏难想想，主张对这类问题一律以“原文如斯”的绵薄方法惩处。汪先生则自有主张，他对整理职责定出若干条目：对每一件原件厚爱阅读，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材料；对筛选出的原件材料，要详情日历，按内容归类；对筛选出的原件要抄录查对，字据内容拟加小标题，对正文加标点符号，内容冗父老要分段落；对粗率字体要反复鉴别，组员间不错斟酌，对辩白不出的草体字存疑，汇总交到汪先生处；对“王人东野语”式的黑话要验证其内容，并加扫视证实。在他制定的这些轨则中，汪先生预防强调选出有价值的内容是顶遑急的一环。他制定这些轨则显著是经过三想尔后行的，事实阐明这些轨则为进步整理质料起到了遑急保险作用。整理小组的同仁都认同汪先生提议的这些轨则。
汪先生提议的整理表率条目应该说难度是很高的，整理构成员承担的职责亦然很进犯的，只怕完成一个“难啃”的原件整理职责，需要破耗一整天的时候，以致破耗几天的时候，这会严重影响整理职责的进程。为了使整理职责增速，汪先生向陈旭麓先生提议但愿他的学生来襄助作念些事情，于是陈旭麓先生1979年10月让往时我方的辩论生陈梅龙、谢俊好意思聚合各东说念主的毕业论文写稿需要，来盛档整理组匡助职责。与此同期，汪先生还让我物色有一定文化水准，字写得好的，职责厚爱仔细的东说念主来匡助抄录整理组选出的原件，我物色的东说念主选是我的共事的父亲，所有妥贴汪先生的条目。由于他袭取的这些措施，对加速整理进程，进步整理质料起到遑急的股东作用。
汪先生不仅对组员提议严格的条目，他我方亦然按条目参与到具体的专题整理职责中，如该套丛书的8个专题中，《辛亥创新前后》一书是集体着力（签字是三位主编），汪先生也承担了一部分具体整理职责；80万字的《汽船招商局》一书的良友由汪先生从盛档良友中筛选出，并对抄录出的每一件材料详情了日历、初步作了标点，终末此书由两东说念主签字，汪先生是第一签字东说念主。此外，每个组员对难以鉴别的草体字，对不解其意的“王人东野语”式的黑话，对不成详情原件的日历等一系列深奥之题，都要摆到汪先生的案桌上，由他终末解疑。汪先生还要对这套书的8个专题共11本书稿（平均每本约60余万字）作终末的核定。职责量之大、压力之重的确难以设想。为了加速惩处手头的职责，汪先生险些天宇宙班后要把职责带回家赓续作念，职责到夜深。整理小组的东说念主知说念这个情况后都很确信他，我牢记徐元基、王人国华都说，汪公龙马精神，负重致远，莫得第二个东说念主不错作念到这样。汪先生曾暗里里对我说，他每天中午骑自行车回家吃午饭要喝些白酒，睡一个小时的午觉，这样不错保执全天龙马精神。
搪塞外来的困扰
除了要濒临整理职责自身的各样繁重，汪先生还要搪塞外来的困扰。对盛宣怀档案良友，汪先生提议依内容按专题整理，应该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学术主张，出版后便于学者使用，能充分进展良友的价值。但这一主张际遇主编之一的上海藏书楼馆长顾廷龙先生的热烈含糊，顾老先生依藏书楼整理上架的惯有想路，坚决主张按原件的日历编排整理出版。顾总是文化界才德兼备的老前辈，深得众东说念主尊重，但若何整理盛档良友却亦然个大问题，汪先生具有耿正的本性，他既尊重顾老，又不作迁就，屡次到顾老的办公室，耐烦肠与他疏通想法，举出洋表里同类书的常规，劝服顾老，并得到了主编之一的陈旭麓先生的撑执，顾老最终本旨了汪先生的主张。事实阐明，盛档按专题整理出版深得学界东说念主士的歌颂，如澳大利亚中国洋务领会史民众黎志刚教授对这套书拍桌歌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勇教授在我眼前讲这套书编得好，很有效。趁便说一下，汪先生主执的盛档良友出版后，传奇上海藏书楼自后的指挥又组织东说念主对良友依技术规章进行编排整理，并将部分盛宣怀等东说念主的亲笔原件按文件良友的规格影印出版，可是影印出版的典籍很难欺骗，照旧汪先生按专题整理出版的盛档良友学术使用价值高。
天然顾廷龙先生本旨了汪先生按专题整理盛档良友的主张，但事情并莫得完，对汪先生来讲困扰莫得放胆。不久，文化局摊派上海藏书楼职责的一位指挥托东说念主带话说，盛档良友是上海藏书楼的财产，要按照藏书楼的条目整理，即按照日历编排整理。说是托东说念主带话，因为是官话，分明便是一说念行政敕令。带话东说念主还要等着汪先生的回话。这套书虽说是三个主编，实践上承受巨大压力的只好汪先生一个东说念主。那时在我看来，汪先生的确是聪惠过东说念主，他袭取不予径直回复的气派，对带话东说念主讲，咱们是搞辩论的，是按辩论的想路在搞，这个问题已与顾老疏通过，得到了他的撑执，但愿这位指挥能到咱们这里来探员一次，或咱们主动上门，径直陈述职责，但愿商定一个时候。汪先生莫得等来约见的安排，等来的却是让整理小组搬离上海藏书楼的告知，事理是这间房间要派其他用处。如若被动防御，盛档整理职责就会短折。这出其不意的情况让整理小组的整体东说念主员感到了危境，于是汪先生立即调节职责设施，动员民众负重致远筛选材料，抄录材料，整理职责日后补作念，并让我再物色加多抄稿东说念主员。
有一天中午，汪先生约我到他那时延安路表率村良友共进午餐，想听听我对盛档组被防御上图这件事情的概念，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件事彻首彻尾向老社长宋原放陈述，他很赞同。当天快放工时，我赶回出版社，将盛档整理小组在上图的境遇向老社长作了陈述。凑巧的是几天后宋原放社长要与文化局的方副局长、上海社科院的指挥陆志仁、复旦大学教授田汝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在漕溪北路40号开小会，接头编写出版多卷本上海史的事情，宋原放社长让我随着他沿途去，并让我带些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送领受会者，格外派遣我把照旧出版的盛档良友书特地送给方副局长。在他们开会快放胆时，宋社长含笑着示意但愿方副局长撑执盛宣怀档案的出版职责。
天然没能得到方副局长的径直复兴，但宋社长的话照旧起了作用的，文化局莫得像先前那样催促整理小组防御上海藏书楼，从而使整理小组得以推迟几个月防御。正因为争取到这段难得的时候，在汪先生的安排下，把要抄录的专题良友基本抄录了下来，天然因为时候太紧，照旧留有缺憾的。过后汪先生曾对我讲：很感谢老宋，他的话很要害，使咱们获得了时候，不然这些良友抄不出来，想想后怕。汪先生的这些话，标明他内心对盛宣怀档案良友整理职责充满瞩目，相等执着。
筹措资金出王人盛档选辑丛书
盛宣怀档案良友整理小组撤出上海藏书楼后，已抄录的绝大部分专题良友还有进犯的整理职责：对每件良友加标点、拟定标题等。而原先整理小组的谨慎成员所属各单元的科研和训诲任务运行进犯起来，他们示意难以赓续承担后续的整理任务。为了保险整理职责的浮浅进展，汪先生决定充实整理东说念主员，让我、陈绛和傅德华等东说念主先后加入到后续的整理职责中。于是，我参加到《汉冶萍公司》专题第三册，傅德华参加到《义和团领会》专题，陈绛参加到《汽船招商局》专题。咱们三东说念主虽不属于盛档良友整理小组的谨慎成员，但为盛档的出版也献上了一份绵力。
一切安排妥当，按理说只须假以时日，就可得益着力。但谁也莫得猜想，事情又发生了新变化：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为缓慢经济压力，从1989年春运行调节出版结构，因盛档选辑丛书领域大、印数少，新的社指挥决定对尚未出版的盛档五本书作暂缓出版惩处。说是暂缓，从那时的时势看，其实便是驴年马月。对这样的惩处我很为难，但这是社里的决定，我确乎向汪先生作了疏通。让我没猜想的是，汪先生听后示意明白，并对我讲：这套书三个主编，当前第一主编陈旭麓教授已作古，我一定会想宗旨让这套书出王人，一是对得起旭麓公，一是对得起这样多参与这项职责的东说念主，一是对得起我我方。汪先生这番话多情有义又有担当，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件旧事。
盛宣怀档案属未刊良友很特等，运行整理时宣称要躲避，因此莫得些许东说念主知说念此事，当盛档良友第一册《辛亥创新前后》出版后，影响马上扩散，不久连外洋学者也知说念了，那时中国对外绽放刚起步，好意思国粹者费维凯对盛宣怀档案的未刊良友怀有机要感，找到汪先生，但愿能看一眼这个良友的真相貌。那时盛档整理小组行将防御上海藏书楼，于是在征得整理小组内的上海藏书楼东说念主员武曦的本旨后，汪先生理会了费氏的这种无关轻重的条目，让他看了一下，时候很细小，前前后后约莫一刻钟时候。当盛档整理小组防御上图后，因为这件事武曦受到了月旦，这样他在藏书楼的日子很愁肠。汪先生知说念这个情况后，格外不安，想方设法通过熟东说念主将武曦调入上海社科院出版社职责，使他有了一个稳重的职责环境。自后武曦见到我时说，汪公多情有义，帮了大忙。
当前再回到汪先生所说的一定要想宗旨让这套书出王人的这句话上来。所谓想宗旨其实便是由他来筹措资金出版尚未出版的盛档选辑丛书其余各册。盛档选辑丛书共8个专题11本书，精装本。那时出版社照旧铅字排版时期，出版周期很长，一册30万字的平装本学术著述两年出版也不算慢。而盛档选辑丛书动作出版社的要点书在1985年前已出版6本，它们是《辛亥创新前后》《湖北拓荒煤铁总局荆门矿物总局》《甲午中日构兵》（陡立）《汉冶萍公司》（一、二），还有五本书未出，它们是《汉冶萍公司》（三）《中国互市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义和团领会》《汽船招商局》，这五本书都需要筹措资金身手出版，何况这五本书的字数平均每本在七八十万字之多，需要的资金总和约50万元东说念主民币。这样一笔数标的资金便是放在当下也阻挠易筹措，而在那时算是一笔巨款。我那时合计汪先生很难筹措到这样数标的钱款，真的为他担心。但他凭着我方深厚的东说念主脉关系，个东说念主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先后从清史编纂委员会、德国友东说念主、汽船招商局集团、中国工商银行文化基金会、兰生集团及上海对外劳动公司筹措到需要的出版资助，并应时地将这一笔笔钱款通过银行转入到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的账号上。随着出版参加电脑排版时期，从2000-2002年，暂缓出版的五本书延续出版，从而使《盛宣怀档案良友选辑》丛书全部出王人，莫得留住缺憾。正如我在前文所说的，这套丛书八成出王人，汪先生厥功至伟；莫得他的费力，也许就不会有这套书的齐备问世。2015年4月，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盛宣怀档案良友选辑》丛书，8月，出版社与汪先生刚毅了重印条约，2017年1月，重印新书全部出版。缺憾的是，汪先生未能看到重印的新书，但新书的出版标示了汪先生学术人命的延续。
盛宣怀档案良友丛注销王人后，我与汪先生的伙同往来一直莫得终止过。2005年1月我调离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从此汪先生通盘与上海东说念主民出版社伙同的著述均由曹培雷负责了。
此后，我与汪先生的权衡一直执续着，他莫得健无私，时而将他发表的论文抽印本让家里的大姨邮寄给我，把新出版的著述快递给我；时而让我到他合肥路良友作客用餐。汪先生莫得健无私，我也一直惦记他；汪先生走了，他遥远留在我心中。
（作家：朱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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